出发的前夜，我去凡尔赛宫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我很赞赏这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以前拍的电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一方面，它们的想象力不是简单地飘逸，而是在自由飞翔，图像和镜头如此丝丝入扣，富有节奏，以至于它们常常会慢慢变为具有东方色彩的丰富景象（这样就使电影画面更加开阔）；另一方面，面对电影当中快速的画面切换，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比如说一种与大地、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所以，画面给人的整个想象很快就破灭了，变成了添堵眼球的妄想。我向来宁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说宁要几乎感人至深，这会最强烈地打动我的心灵，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持续不断。
《地下》的故事（几乎）抓住了我的心， 我第一次被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所打动。纯粹的叙事技巧终于变成了一种叙事冲击力，因为一个有梦想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把自己与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经是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家乡。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宏大的场面，内战硝烟弥漫，主人公之一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当年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失踪的儿子，他穿梭在战火的硝烟中，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失踪的儿子，一边传来咆哮的命令：“开火！”，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冲击力——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又一再与马克思兄弟的那种冲击力交相辉映的冲击力吗？——在针对《地下》的批评中，我觉得有那么多东西好愚蠢或者不怀好意。不仅仅是《地下》在戛纳上映之后，阿兰·芬克尔克劳特——法国现代哲学家之一在《世界报》上撰文指责库斯图里卡德电影宣扬恐怖主义，搞亲塞尔维亚宣传。芬克尔克劳特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自南斯拉夫爆发战争以来，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罗地亚建立独立国家。而就在几天前，另一位法国现代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解放报》上以怪诞的方式反唇相讥，他声称看过这部电影！并向库斯图里卡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塞尔维亚恐怖共产主义的清算。与德国人不同，这种共产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从它的历史罪行中吸取教训——谁会从电影《地下》中看出这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还有一位电影批评家在德国《时代周刊》上撰文，一概平素的温和笔调，认为库斯图里卡德电影中充满愤怒、怨恨，甚至“复仇”情结。事情毕竟不是这样：《地下》这部电影问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产生影响，我都看到了，无非是出于悲伤、痛苦和强烈的爱；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处，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最终凸显出对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历史敏锐的目光，有时候甚至是有预见的慧眼，或者质朴而童话般的东西。我看到在这座游离大陆的小岛上充满节日氛围的结局。在那里，电影里那个蠢家伙突然间不再疯疯癫癫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傻，说话有条有理，就像一个童话讲述者，面向听众，娓娓道来：“从前，有一个国家……”（只可惜，我在电影院里觉得，他的童话简直太短了。）
当然，迄今为止对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最为恶劣的指责又出现在《世界报》上。这本来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在昔日那同样严肃而高雅的幌子下——几乎看不到图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气的栏目。几年来，它偏离了几乎过分认真的主题风格，变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性和煽动性的小道消息报，而且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有关当年总统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连篇累牍地传播这个消息，唯恐人家不死。这也许合乎时宜，但绝对不合乎当时的现实。……
